編者按：“民族主義”是不是現(xiàn)代或西方國家的專屬產(chǎn)物？不少學者致力于尋找中國傳統(tǒng)華夷觀念的變化及其與現(xiàn)代國族意識之間的關聯(lián)性。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教授譚凱的近著《肇造區(qū)夏：宋代中國與東亞國際秩序的建立》，屬于這種努力的一種。本文介紹了該書的核心觀點，即由于跨境旅行、軍事戰(zhàn)略、邊界劃線等，宋代士人產(chǎn)生了一種全新的以實際政權邊界為基點的華夷認同。這一認同與傳統(tǒng)的華夷天下觀并存，并與當時遼境的契丹人、漢人的族群認同一起，共同構成宋代華夷觀的“頻譜”。“頻譜”一詞，恰當?shù)亟忉屃颂扑伍g華夷觀念的變化及族群認同的真實樣態(tài)。

《華夷觀的“頻譜”》

文 | 謝一峰（《讀書》2022年1期新刊）

一

“在現(xiàn)代世界，國族主義以其空前的力量，左右著歷史進程。”（譚凱：《肇造區(qū)夏：宋代中國與東亞國際秩序的建立》，殷守甫譯，IX頁，下引此書只注頁碼）尤其是在新冠疫情遍及全球的今天，民族國家之間的爾疆我界因防疫需要而顯得分外清晰，世界各國間的人員往來和人文交流也降至數(shù)十年以來的冰點。

但在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的“域藝術art”公眾號上，一則有趣的消息深深地吸引了筆者的注意，也在相當程度上挑戰(zhàn)了人們對于國族主義和國家邊界的理解和認識。據(jù)悉，一項藝術項目將美墨邊境的邊界墻變成了粉紅色蹺蹺板的臨時基地，邀請兩側(cè)的孩子們一起玩耍。這一項目，獲得了倫敦設計博物館二〇二〇年度最佳設計獎。金屬墻本來是分隔美國和墨西哥的鮮明屏障，在此卻成為一個交匯點——一系列蹺蹺板的支點，使兩個國家的孩子可以共享一個游樂場玩具。由此而論，現(xiàn)代民族國家間的邊界，確實能夠在政治上將不同的國家分隔為不同的主權實體，并在必要時限制其相互之間的往來；但邊境或者邊疆地區(qū)的情形卻絕非如此簡單，體現(xiàn)出多元復雜的互動和過渡。

既然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邊界的實際情形與我們一般性和概念化的認知間依舊存在著顯明的差異，那么在一千年前的宋代，“國族主義”和“國族意識”的出現(xiàn)，也不應完全用后設的現(xiàn)代概念來生搬硬套，而是需要將其置于當時的語境中加以切實的分析和把握。或許我們應該用一種“頻譜”的思維來加以理解，既注意到宋代出現(xiàn)和凸顯的新要素、新特征，或謂之新的“頻段”；亦不能忽視可能被一度壓制的“低音”或非主流的“頻段”，更不能理所當然地推而廣之——認定與宋廷對峙的遼、金和西夏等政權也處于相同的“頻段”，彰顯出類似的特征。

二

漢學家羅茂銳（Morris Rossabi）曾用“對等政權間的中國”（Morris Rossabi.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 - 14th Centur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來形容十至十四世紀間宋廷與遼、金、西夏等相鄰政治體間的對等關系；而在傳統(tǒng)的政治史語境中，隨著澶淵之盟的訂立，宋遼間形成了正式的交聘關系。這一頗具對等邦交意味的互動方式，為一個多世紀以后的宋金政權間的交聘模式提供了先例。

在譚凱看來：“整體上看，兩個政權互為對等的情況絕非常態(tài)，但宋遼的情況明確說明這種對等來往也并非全然不可能。”（24頁）“真正意義深遠的，或許是一種外交的‘世界性格局’在這一時期的出現(xiàn)；在這一世界性的格局中，人們有了新形式的社交往來，以及全新的、深入鄰境的遠行經(jīng)歷。”（27—28頁）此處所謂“新形式的社交往來”，具體而言，便是澶淵之盟后一個世紀中宋遼間頻繁的使節(jié)往來。“宋朝派往遼朝的外交使團由百余人組成。文臣出任國信使，武臣出任國信副使。”（37頁）據(jù)安梅文（Melvin Ang）的統(tǒng)計，百分之六十的赴遼國信使都進入了政府決策層。譚凱在安氏的基礎上，對宋代外交使節(jié)成為宰輔的數(shù)量、比例和平均年齡等進行了更為細致的統(tǒng)計分析（38—41頁）。在交通不甚發(fā)達的古代，宋朝使臣往往需要花費數(shù)月之久才能完成使命；四時捺缽制度的存在，更為宋使深入遼境，對遼朝腹地的自然風貌和風土人情的直觀了解和體驗，提供了更為充裕的時間和豐富的行動路線。

依譚凱之論：“十一世紀政治精英間跨越政權、文化的交往顯然增強了宋遼兩朝間的互信。”（79頁）“宋遼官員緊密的社交來往是使鴿派在朝廷占據(jù)主導的重要原因。”（68頁）這一說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卻至多只能被視為宋遼間和戰(zhàn)關系的諸多決定性因素之一。從根本上而言，澶淵之盟后宋遼間長期和平局面的形成，是經(jīng)歷了五代后期至太宗、真宗時期契丹與中原政權反復拉鋸之后實力趨于動態(tài)平衡的產(chǎn)物。一旦這一雙方實力的動態(tài)平衡被打破，或者新的契機出現(xiàn)（如女真的興起），宋遼間的和平局面便會遭到嚴峻挑戰(zhàn)，乃至破裂，并不會因為宋臣的使遼經(jīng)歷而改變。

真正值得注意的變化，依舊是宋臣的使遼經(jīng)歷對其華夷觀念的重塑。正如譚凱所言：“唐代精英們只會在首都（以帝國中心的姿態(tài)）迎接四面八方的來客。這恐怕只會強化他們已有的認識，即大唐的首都是文明的中心。相反，北宋精英作為使節(jié)深入歐亞草原，去往鄰國的首都，這讓他們得以見證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大量高級別政治家、學者親自前往遙遠的土地，精英間自然就形成了一種新的世界觀，以新的方式理解‘中國’‘漢’‘華’等古老的概念。一種新的身份認同也隨之形成。”（298頁）

三

如果說宋代士人的出使經(jīng)歷擴展了其華夷認知的“頻段”，宋遼、宋夏間邊境空間的壓縮和線性邊界的形成，則壓縮了華夷之間的過渡性空間。在陳寅恪看來，安史之亂以降，河北地區(qū)出現(xiàn)了所謂的“胡化”傾向——來自東北、西北的奚、契丹、粟特等族遷徙交匯，使其漸染胡風、逐漸轉(zhuǎn)變?yōu)橐缓赜?。仇鹿鳴則從農(nóng)業(yè)帝國和游牧帝國的南北對峙和互動，揭示出從安史之亂至澶淵之盟的近三百年間河北地域民族混雜的形態(tài)，探索了“胡化說”的射程。而在譚凱看來：為了讓宋朝真正成為一個漢人政權，宋廷的決策者與史官都意識到，必須抹去王朝建立者的胡族背景，使中原腹地的人們相信自己同種同源；同時，還需要廓清邊陲族群的分野，把漢人與非漢人區(qū)分開來。如果說唐王朝是一個“霸權型帝國”（hegemonic empire），宋廷的決策即是希望通過線性防御體系的建立，轉(zhuǎn)向所謂的“領土型帝國”（territorial empire）（111頁）。

與線性防御體系接踵而來的，是雙方線性邊界的劃定。“如果說北宋前期的朝廷并不在意將幾片農(nóng)田拱手相讓，到十一世紀下半葉，宋廷已經(jīng)在邊境上寸土必爭了。”（116頁）在傅海波（Herbert Franke）與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等人看來，宋遼邊境可以稱得上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真正的國際邊界”。然更為重要的是，這一邊界線“不是一個政權單方面構筑起的一道防線，而是兩個政權共同商定、共同認可的分界線”（117頁）。至十一世紀七十年代以降，“封堠與壕塹的組合成為標準邊境線，不僅涵蓋了整個宋夏邊境，也出現(xiàn)在河東宋遼邊境線上。封堠—壕塹型邊境的廣泛應用，使得它成為當時世界體系下的標準‘邊境線語言’（language of demarcation）”（123頁）。換言之，十一世紀中期以來的一系列舉措使得宋遼之間的緩沖區(qū)域大大縮小了，安史之亂以來具有“胡化”傾向和多族群凝聚特征的河北地區(qū)被一分為二，由一個相對獨立的政治單元分隔為宋、遼政權所直接控制的領土。邊疆的空間與邊民的空間也隨之被壓縮，建立在雙方勢力均衡和共同協(xié)議之下的線性邊界得以確立和穩(wěn)定。

不過需申明的是：在宋神宗時代，宋廷雖然在南北邊疆進行了全面而廣泛的勘界立界；但依黃純艷的細致研究可知：“宋代存在著點狀模糊疆界、片狀模糊疆界、帶狀清晰疆界和線狀清晰疆界等多樣疆界形態(tài)。影響疆界形態(tài)的主要因素是關系形態(tài)，疆界清晰程度與關系的對抗程度呈正比。”（《宋代的疆界形態(tài)與疆界意識》，載《歷史研究》二〇一九年第五期，22頁）換言之，宋朝與周邊政權間的疆界形態(tài)始終是多元的，宋遼間的邊境形態(tài)只是其“多維頻譜”中的一個“頻段”，絕不能以偏概全，借以推演出宋代邊境線的普遍情形。

四

事實上，即便是在形成所謂線性邊界的宋遼邊境，政治邊界的劃定也并非意味著觀念邊疆的改變。二者非但不同步，還長期保持著相當?shù)牟町?，處在不同?span>“頻段”。這種現(xiàn)實政權邊界和傳統(tǒng)華夷分際間的張力，在和平時期和外交場域或許隱而不顯，卻以“漢唐舊疆”和幽云情結的方式得以呈現(xiàn)，彰顯出宋代士人華夷觀念的另一面。

在有關“漢唐舊疆”的討論方面，黃純艷將這一話語與宋神宗時期的開邊相系。“雍熙戰(zhàn)爭后，宋朝對外逐步放棄華夷一統(tǒng)話語，‘漢唐舊疆’成為對外開拓和對待幽燕、西夏、交趾等問題的主要話語。”（《“漢唐舊疆”話語下的宋神宗開邊》，載《歷史研究》二〇一六年第一期，24頁）而在眾多有關“漢唐故地”的情結之中，自古號多雄杰，卻獨陷于非類的幽燕之地，則是宋廷最感棘手的難題之一。直至南宋時代，痛失幽燕之地所帶來的屈辱感仍舊存在，《地理圖》的作者黃裳即云：“中原土壤北屬幽燕，以長城為境，舊矣。至五代時石敬瑭棄十六州之地以賂契丹，而幽薊朔易之境不復為吾有者三百余年……可不為之流涕太息哉？此可以憤也！”（《地理圖》刻石跋文）

依此而論，趙宋三百年間，恢復幽云的情結幾乎貫穿始終。宋廷對于幽云之人的態(tài)度，也因這一宋遼實際政治邊界與宋廷所謂“幽云情結”之間的張力而顯得甚為復雜。據(jù)譚凱的研究：“遼朝治下的河東、河北都有大量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漢民。”“朝廷許多官員都將這些人視作同胞，并認為一旦宋軍揮師北伐，他們自然會支持大宋收復故土的事業(yè)。”（148頁）用呂大忠的話說，“山后之民，久苦虐政，皆有思中國之心”。無論是在宋太宗發(fā)動北伐、直指幽燕的討遼詔書之中，還是在宋徽宗宣和年間與金訂盟、收復燕京之時，似乎都有些想當然地認為幽燕之人與中原之士同為漢人，定然會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然而，“正是在十一世紀邊界磋商的過程中，人們意識到遼朝境內(nèi)漢民的身份歸屬存在深切的矛盾之處，正是這一矛盾進一步激發(fā)了對于‘漢民’身份的新認識”（148頁）。

一些情況下，人們將燕地的百姓視作手足同胞，緣邊知州甚至把他們看作“吾民”；但在另一些時候，這些為了自身小利而擅越邊界的邊民卻變成了活生生的敵人。真宗年間謝泌上疏論事，在談及燕人時就用了專門描述蠻夷的用語，說他們“所嗜者禽獸，所貪者財利，此外無他智計”。而在蘇轍看來，即便是河東邊界地帶的民戶，亦因“親戚多在北境，其心不可知”，而不能被充分信任。“蘇轍預設了遼朝治下之漢人的政治動機會與宋朝治下之漢人不同—他們不是宋朝的同胞子民。如果說宋夏邊境上，蕃漢之分決定了人們的政治歸屬，在蘇轍的宋遼視域下，在邊境的哪邊生活才是關鍵因素。”而在處理民間爭訟的過程中，一些決策者也開始將遼朝治下的漢人想象為“敵人”，認為其在本質(zhì)上與契丹統(tǒng)治者并無差別。

及至南宋，隨著中原故地的淪喪，宋廷“恢復”之計的重心變成了河南之地；偏處河北的幽燕又被外推了一層。王庶在回顧兩宋間遼國覆滅、女真南下的變亂過程中，便聲言：“國家與遼人百年之好，今坐視其敗亡不能救，乃利其土地，無乃基女直之禍乎？”在王庶眼中，幽燕之地已經(jīng)成為“其土地”，即遼國的當然領土。這一觀念固然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和對話語境，重在對于靖康之難的反思，并不能代表南宋士人的全部觀點；然與蘇轍的宋遼視域相較，確有一脈相承、異曲同工之處。

綜上所論，蘇轍等人的態(tài)度縱然無法代表宋代士人的整體觀念，但的確催生出一種新的“中國”認同，即邊境線之內(nèi)是謂華夏的看法。這種以實際政權邊界為基點的華夷觀念，雖然未必是宋代士大夫的主流看法，卻已經(jīng)明確地體現(xiàn)出一種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基于種族與文化的華夷觀。此一新的理解方式和認識邏輯，顯然與宋太宗和呂大忠等人的預設相異，折射出宋代華夷觀念的不同“頻段”。

在譚凱看來：“唐朝認為自己無所不包，統(tǒng)治著許多不同的民族，宋朝則認為自己是某個族群的國家；為此，他們甚至需要重新書寫自己的史料，以此來打造自己的形象。”（175頁）從現(xiàn)有的證據(jù)來看，無論是五代宋初胡/漢語境的消解，還是歐陽修在撰修《新五代史》之時對于馮道等人的重新評價，抑或前述蘇轍等人對于燕地之民的看法，都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宋代華夷觀念的新特點、新“頻段”。“進入宋代以后，人們形成了一種新的‘中國’認同：它有自己的族群文化，還有固定的地理范圍；這種觀念與過往的種種天下觀并存。”（171頁）故此，我們對于唐宋間華夷觀念變遷的認識和理解，不應視其為從A到B的線性發(fā)展過程或直接性的替代關系，而是多種認知觀念、多個“頻段”的共奏——既有新特點、新“頻段”的出現(xiàn)，又有對于既有夷夏觀念的延續(xù)與傳承。

五

至此，我們對于這一問題的討論已經(jīng)逐漸深入，展現(xiàn)出宋代華夷觀念的寬闊“頻譜”。但是，上述觀點仍舊局限于宋廷單方面的向度，并不能代表與其對峙的遼、金、西夏諸人，抑或燕地之漢人自身的普遍看法。由于宋遼間史料嚴重不均，欲想在一般性傳世文獻中較為全面地展現(xiàn)遼人或燕人的看法和態(tài)度恐怕是較為困難的。對此，譚凱的辦法是將其關注的重心轉(zhuǎn)向物質(zhì)文化層面，尤其是埋藏于地下的墓葬。

在《肇造區(qū)夏》一書中，作者借用了文化范圍（cultural repertoire）的概念，對大量遼代墓葬的文化形態(tài)進行了極為細致的定量分析。依照譚凱之見，要界定一種文化，不能只看單個墓穴最后的形態(tài)，而要看可供時人選擇的范圍（237頁）。具體而言，該書對廣泛存在于遼墓中的雞冠壺、陶罐、陶瓶、木質(zhì)人偶、磚雕等隨葬品進行了類型學和文化地理方面的分析，將其較為簡略地概括為契丹型和華北型兩類（也包含少量混合型），繪制出一系列墓葬特征分布的地圖。“基于這些地圖，我們可以構擬出遼帝國內(nèi)部、沿華北平原北緣燕山山脈展開的文化分界線，其走勢與北齊外長城及明長城基本相仿。”“總體上，契丹文化并沒有滲入帝國南部的幽云十六州地區(qū)。”（248頁）然而，“在遼朝北部，情況要更復雜一些。總體上，大多數(shù)出土墓葬呈現(xiàn)出鮮明的契丹特征。但是，限制契丹文化南下的分界線并不能阻擋墓葬文化北傳。遼朝北部的華北型墓葬雖不是很多，卻集中分布在遼中京與上京附近—混合型墓葬在這里也頗為常見”（251頁）。

這一現(xiàn)象，在一定程度上挑戰(zhàn)了遼史學界的既有看法：十一世紀的幽云十六州是漢人、契丹文化密切交流的核心地區(qū)；而在譚凱一書所著重分析的墓葬文化方面，燕山以南的漢人與契丹墓葬少有融合，反而是燕山以北的文化更為多元。換言之，至少在墓葬文化方面，契丹文化南漸的程度似乎遠遠無法同漢文化北上的程度相提并論。

綜上所述，在墓葬文化層面，遼境的漢人文化與契丹文化仍大體以燕山為界。遼朝的政治疆域雖然地跨燕山南北，然更為具有惰性特征的墓葬文化卻很難全面地突破這一傳統(tǒng)的華夷分際，實現(xiàn)其更高程度的融合。具體到墓葬中的佛教文化因素方面，依照譚凱的觀察：“陀羅尼經(jīng)幢、凈瓶、梵文刻字，以及裝有骨灰的人偶，這些與佛教喪禮有關的元素只見于遼境內(nèi)的漢人墓葬。”（254頁）“遼境內(nèi)華北型墓葬中出土的佛教隨葬品基本不見于契丹型墓葬。”（256頁）換言之，至少在墓葬文化方面，佛教對于遼地漢人的影響力遠較契丹人為勝，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出與宋境漢人墓葬文化間的差異。

遼代對于佛教的推崇并不限于漢人，致有“遼以釋廢”之論。然而，盡管遼王朝推崇佛教，處于治下的漢人和契丹人卻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將佛教納入自身的文化。更為有趣的是，如若將考察的范圍從地下轉(zhuǎn)入地上，聚焦于遼代的佛教建筑（Nancy Steinhardt. Liao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便會非常明顯地看到，無論是木質(zhì)的佛殿，還是磚質(zhì)的佛塔，都在燕山南北的遼南京（今北京）、西京（今大同）、中京（今內(nèi)蒙古赤峰市寧城縣）、興中府（今遼寧朝陽）和上京（今內(nèi)蒙古巴林左旗）地區(qū)呈現(xiàn)出廣泛的相似性。換言之，地上的佛教建筑文化，已經(jīng)完全突破了地下墓葬文化所呈現(xiàn)的華夷分際，彰顯出全然不同的地理分布特征。不同的遺存形態(tài)享有不同的“頻段”，彰顯出華夷分際的復雜和張力。

即如譚凱所言，該書的主旨“不是要證明宋代是中國現(xiàn)代民族國家開始形成的時期，而是要說明我們可以在宋代找到一系列對現(xiàn)代國族主義來說尤為核心的元素”（305頁）。而在筆者看來，如若想要對上述問題有一定性的解釋，既可以找到大量的證據(jù)，又會不可避免地遇到諸多反證。然而，倘或我們放棄這一非此即彼的執(zhí)念，用“頻譜”的思維來觀照此一時代的華夷觀念，便會有豁然開朗之感。故此，在進行具體分析和研究的過程中，固然應當看到新的因素、新的“頻段”，也不能忘記“老的頻段”，更不能將二者孤立地加以對待，而是應該重視不同“頻段”間的交響、和聲和共振，甚至于不和諧的“雜音”與隱而不顯卻傳之深遠的“低音”。只有如此，我們才不會貿(mào)然地將宋代的華夷觀念與現(xiàn)代的國族主義相提并論；或?qū)μ扑伍g的顯著變化熟視無睹，依舊用一種泛化和固化的天下觀念來概括中國古代華夷觀念的全部圖景。美墨邊境的金屬墻也好，宋遼邊界的壕塹也罷，既是鮮明的屏障，又是交匯的基點。只重視一種聲音、聽取一個頻段，便無法欣賞華夷觀念富有層次的“交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