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2年12月，一個名叫亞當·蘭扎的年輕白人男子闖入美國康涅狄格州一所小學，殺害20多名幼童以及幾名教師和工作人員。在這場殘忍屠殺的五個月之前，科羅拉多州也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無差別殺人事件，美國公共電視網（PBS）的新聞主播展示了4起此類事件的兇手照片，并向專家提問：這些犯罪者之間有什么共同點？專家搖了搖頭，解釋說這些人的心理狀況沒有明顯的重合之處，他們都是男人，但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這令美國社會學家艾倫·約翰遜（Allan Johnson）感到疑惑——所有槍手都是男性，這難道不是最明顯的共同點嗎？為什么大家好像看不到這個共同點，或者認為這個問題不值得問，更別提深入下去回答？艾倫認為，因為“它是常態(tài)，是默認的現(xiàn)實，因為我們所參與的父權制一開始就制造著男性暴力的流行病，同時又讓‘無所察覺和否認它’成為一條最小阻力路徑。簡而言之，兩者都來自同一套核心的父權制價值觀，父權制正是圍繞這些價值觀而組織的”。
在最早出版于1997年的性別社會學著作《性別打結》（The Gender Knot: Unraveling Our Patriarchal Legacy）中，艾倫·約翰遜專辟一章探討了男性暴力以及父權制世界觀如何包容、消解、促成了男性暴力。在拆解男性暴力之初，他就提醒我們注意，對這個現(xiàn)象的沉默，首先就來源于一種個人主義的解釋模式，好像我們說“男性暴力”的時候指的就是某個男性本身有暴力傾向。因此，即使那些專家看出了槍手都是男人，也會“擔心男人的憤怒、男人的嘲諷，害怕男人可能會拒絕提供資源，害怕男人可能會報復，采取暴力或其他手段，害怕男人采取防御姿態(tài)，害怕他們可能會感到不安，感到受攻擊，被公開指責，被當成替罪羊”。人們對男性暴力沉默，是因為“他們會認為你說的是他們”，“個人主義的解釋模式和防御姿態(tài)疊加后，把問題窄化成了男性個體是好人還是壞人。”
是這樣嗎？為了說清楚這個問題，艾倫·約翰遜深入父權制的本質，帶領讀者理解父權制是如何從小到大一步步扭曲了男子氣概、成功標準甚至國家神話的。
對了，寫這本《性別打結》的艾倫·約翰遜也是男人，是“父權制中的既得利益者”，他將自己的學術研究和切身感受結合起來，試圖從男性視角解構父權制，讓包括女性和男性的讀者都看見為什么會有“男性既享有特權，又對父權制無能為力”的矛盾現(xiàn)象。
01 “男性暴力”說的不是某個男性是好人還是壞人
在最基礎的層面上，對男性暴力的沉默來源于對“男性暴力”的個人主義解釋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好事是好人做的，壞事是壞人做的，所有壞事都是某個人的錯。從這一視角去看，當你問“大多數暴力都是由男人實施的，這意味著什么”的時候，這個問題就似乎不僅將暴力與實施暴力的男性個體聯(lián)系在一起，而且將暴力與男性本身聯(lián)系在了一起。絕大多數暴力實施者有著共同的男性身份，這不僅是他們彼此之間的共同點，而且是他們與每一個男人的共同點。
此時的問題似乎就不再是暴力或暴力的男人，而是單純作為一個男人的事實本身就有問題，需要接受審視。“所有的男人都暴力嗎？”隨之而來的是不可置信的回答：“這就是你想說的嗎？”
[美] 艾倫·約翰遜 著 楊曉瓊 譯
中信出版社 2024-10
對話通常以男性憤怒的自我辯護結束，這是完全不要提起這件事的最直接的理由。我們不敢惹惱支配群體的成員。我們生活在一個圍著男人如履薄冰的國家。我們擔心男人的憤怒、男人的嘲諷，害怕男人可能會拒絕提供資源（工作、晉升機會、為受虐婦女提供庇護所和為性侵犯項目提供資金），害怕男人可能會報復，采取暴力或其他手段，害怕男人采取防御姿態(tài)，害怕他們可能會感到不安，感到受攻擊，被公開指責，被當成替罪羊，為此感到脆弱，哪怕只是難過。換句話說，我們想盡辦法避免所有可能會讓男人因為身為男人而感到不適的行為。如果認定身為男人是一個問題，就可能妨礙他們享有男性特權。
在我研究男性暴力的這些年里，我一次又一次看到這樣的現(xiàn)象。無論是在州長委員會面前做證，還是在全州反家庭暴力聯(lián)盟的董事會任職，或者與公共衛(wèi)生專員協(xié)商的時候，當我指出，由于男性是大多數暴力的實施者，對問題的命名必須包含男性——如男性針對女性的暴力——反應都是一樣的：我們不能這樣做。男人會感到不安。他們會認為你說的是他們。
使問題變復雜的是，當男人抗議說大多數男人并不暴力的時候，他們毫無疑問是正確的。那么，這些關于“男性”暴力的討論是怎么回事？為什么不單說“某些男人的”暴力？這又讓我們回到了個人主義模式以及如何理解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把“男性”當作男性個體的總和，那么這個反對是有意義的。但我們知道，沒有什么是像個體的集合那么簡單的。我們總是參與比我們自身更大的事情，這件事是“它”，而不是“他們”；而且“男性”也命名了一個類別，這個類別定位了男性相對其他類別的人和社會背景的關系，社會背景又深刻地塑造著人的經驗和行為。現(xiàn)在，這個問題有了更大的范圍：絕大多數的暴力實施者占據著同樣的社會地位，這件事有意義嗎？是否有一些伴隨著這一相對于他人而存在的社會地位的最小阻力路徑可以解釋這種模式？這是關于“男性暴力”的問題真正要問的，但我們從未想到那么遠，因為個人主義的解釋模式和防御姿態(tài)疊加后，把問題窄化成了男性個體是好人還是壞人。
02 父權制是一種世界觀
避免讓男人感到不悅只是維持沉默的原因的表層。鑒于父權制世界觀對我們思考方式的影響，男性暴力不受質疑，也很可能是因為很多時候它甚至不會被考慮，至少考慮的時間還不夠長，還沒有形成人們認真關注的基礎。我想，當專家盯著照片看的時候，一定有那么一瞬間，他們的確看到了——更不用說在家里看照片的人了——明白無誤的模式浮現(xiàn)出來。但我猜想，這時會有一些事情讓這個念頭消失，因為真正承認我們所看到的東西會帶來更深層次的問題，將比男人的憤怒更令人不安。這些問題之所以令人不安，正是因為它們不針對任何特定的男人。它們是關于男性整體的，這觸及了我們的某些東西：我們需要以積極的方式看待男人，這是我們世界觀的一部分，這種世界觀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意義和穩(wěn)定。
人擁有一種持續(xù)的意識，它關注什么是真實的以及什么是重要的，而世界觀包含構成這一意識的一切東西。它是我們所知道的、我們以為我們知道的或只是我們假定的（無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事物的總和，是相互關聯(lián)的信念、價值觀、態(tài)度、圖像和記憶的巨大集合。大多數時候，我們的世界觀是深層的無意識背景，它使我們能夠時時刻刻地駕馭現(xiàn)實。它決定了我們如何看待一切——從宇宙和我們死后會發(fā)生的事，到人們做某些事情的理由。我們從它所提供的材料中構建了一個理所當然的現(xiàn)實，這一現(xiàn)實是我們不必質疑，甚至不必思考的。它不僅塑造了我們對現(xiàn)實的感知，而且塑造了我們對它的理解。我們借由它來解釋發(fā)生的事情，判斷什么是，什么不是，通過它為我們在任何特定情況下所做的事情尋找依據。
利害關系越大，故事就越重要，生活在父權社會下形成的世界觀無疑也是如此。與大多數特權體制不同，女人和男人生活在一種彼此高度依賴的親密關系之中，尤其是在家庭當中。如果不能構建關于“人是誰”的觀念——包括他們的思想與感受，以及他們可能會做什么，這便全無可能。作為其中的一部分，我們被引導著相信，我們生活中的男性——父親、兒子、兄弟、丈夫、朋友、愛人——是好男人，我們跟他們在一起是安全的，除非他們表現(xiàn)得并非如此。因為性別參與定義了非常多我們最重要的關系，因為親密關系需要某種程度的致使我們向他人暴露弱點的信任，所以在“暴力不是性別化的”這件事情上，我們享受著巨大的既得利益。在相信性別既不是暴力發(fā)生的決定因素，也不是誰最終成為施害者或受害者的決定性因素上，我們也是如此。
因此，將男性暴力認定為不僅真實存在，而且是每日新聞中報道中持續(xù)的、通常十分駭人的流行病的基礎——從個人的毆打、強奸或謀殺，到能夠以其突然與猛烈的殘暴撕裂社群、震驚全國的兒童屠殺事件——絕不是小事。我們一次次地聽到有人說，他們永遠想不到這樣一個男人會使用暴力。他們說，他是個安靜的鄰居，友好，甚至善良，是孩子們的好父親，直到出于他們無從了解的原因——他們搖了搖頭——他把孩子按在浴缸里溺死，勒死了妻子，或者上班時在停車場開了槍。我們幾乎從沒料到這樣的事情會發(fā)生，然而所有這些男人都有家庭，有工作，有學校，或經常去教堂。我們不知道怎么回事，意識到這一點令我們深感不安，使我們質疑自己的世界觀——我們原本全靠它來為自己的生活提供可預測性和秩序。如果這個男人，這個母親的兒子，這個女人的丈夫，這個孩子的父親，可以做出這樣的事情，那么我們如何相信另一個男人做不出這樣的事情？我們經常后退一步告訴自己，這個人是瘋子，但即使是這樣，為什么幾乎所有暴力的瘋子都是男人呢？
除非我們想辦法從心里徹底打消這樣的疑問，否則我們遲早都要回來面對更大的問題：什么樣的社會體制會鋪下這樣的最小阻力路徑，使得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候遵循這樣的路徑，結果導致男性暴力的流行？但是，從對這一問題的諱莫如深來判斷，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成功地防止這類問題占據我們的頭腦或公共談話，從而讓父權制世界觀保持原封不動。
沉默之下還有一個更大、更深的層面，這個層面超越了對人們生活中男性個體的關注。在男性認同的世界觀中，男子氣概不僅被定義為男人和男孩的理想，而且被定義為適用于每個人的普遍標準，是成為高級人類的最直接的表現(xiàn)。父權制的男子氣概是變得偉大的先決條件，是任何在文化上被定義為值得尊敬、欽佩和尊重的位置的決定性屬性。例如，無論任何女性，如果她渴望成為總統(tǒng)、消防員、士兵、企業(yè)的首席執(zhí)行官，或任何類型的英雄，都將被以父權制男子氣概的標準來衡量，而人們不會評判其男性對手的能力是否符合對女性特征的期待。
03 當男子氣概和暴力關聯(lián)國家神話
男性認同也適用于社會本身，例如美國的概念以及身為美國人的含義。每個社會都有神話，它是生動的圖像和故事、民間故事和歌曲、文獻和歷史課、電影和國歌、紀念碑、旗幟、演講和紀念活動的集合，我們依靠它們來告訴我們自己是誰，我們的國家是怎么回事。
理查德·斯洛特金（Richard Slotkin）對美國神話的起源和演變的詳細描述展現(xiàn)了我們的民族故事，數百年來，這個故事總是圍繞著男人與他們的支配和控制能力展開的。這種控制的對象包括地球及其非人類物種、拒絕為美國擴張而交出土地的美國原住民和墨西哥人、被奴役的非洲人和其他有色人種（他們遭到剝削的勞動對于美國的財富與權力必不可少）、南方的分裂和叛亂、白人工人和移民、美西戰(zhàn)爭后拒絕讓菲律賓成為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人，以及一長串被認為對美國利益構成威脅的國家和團體。
男子氣概和暴力能力當然不是美國神話的全部，但沒有這兩者和它們制造的且仍在繼續(xù)制造的結果，事情幾乎會全然不同。關于是否要公開承認男性暴力這一現(xiàn)實的決定之所以利害攸關，是因為這樣做是在冒險對抗支配與控制的原則，而它位于父權制世界觀的核心，父權制世界觀反過來又滲透并塑造著個人的生活和整個國家。
為避免如此，我們一心告訴自己，這只是少數邪惡或瘋狂的個體所為，而不去質疑父權制和它的核心原則。我們不愿意審視男子氣概的核心地位及其與暴力的聯(lián)系，為此我們保持著沉默，表現(xiàn)得好像我們無能為力，因為這超出了我們的理解范圍，即使這意味著我們將無力保護我們的孩子。
本文書摘部分節(jié)選自《性別打結》第三章《拆解父權制遺產》，較原文有刪節(jié)，小標題為編者自擬，經出版社授權發(fā)布。